其次，在儒家 人本主义思想体系中，人是作为类而存在的，是以家族成员的身份来表现其存在价值的，并不具有个体 独立存在的意义。
前404年寡头统治时期，苏格拉底和其他四人被要求把Leon从Salamis押送回雅典执行死刑。[48]当苏格拉底因从事爱智之学受到众人厌憎、后来又为此被雅典人指控时，这一假设的情境变成了真实境况。
应当对此负责的，是具体的雅典人，而不是一般的雅典法律。和神命、天职等比喻密切相关的是，这种自由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一种规范的要求（更确切的表达也许是内在的召唤）：自由践行者应当自愿自觉地超越个人欲望与偏好以服从理性/知识。这种承认，就其超越了私益和特权的影响而言，可以称之为德性。而假如中国人真像钱穆所说的，在精神上普遍感到自己不仅仅拥有很大的自由，而且比现代西方人更自由，[40]那么对我们说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自由有多么重要，就完全是在对牛弹琴了。[53]然而，即使是柏林，也承认民主的自我管理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是某种具有自身价值的东西，[54]而不仅仅是使消极自由得到承认获得保障的手段（贡斯当），或者一种获得幸福的手段（密尔）。
但是，社会心理学研究，如马斯洛的心理需求层次说，[37]看来却支持如下观点：一般人（只有少数例外）总是要先衣食足才知荣辱，而不是反过来。已有许多研究者论及柏拉图对其老师的背离。[19]社会学界对中国问题具有社会断裂、结构先于制度定型的判断：在良性制度出台之前，贫富分化、社会排斥、体制封闭已形成，此后，即使良性制度出台，也难以改变既有结构。
学界通常把传统的公法和私法难以涵盖的、以生存权利保障和社会整体保护为基本功能的、体现矫治正义和分配正义等价值取向的、使相关社会政策得以制度化的法律类群，界定为社会法。三代问题并存是中国社会法问题的突出特点，三代问题、挑战和压力同时凸显。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形成意味着以自由主义为旗帜的市场脱离了社会的制约，把逐利性、交易原则全面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之中，制造出市场社会，使得社会臣服于市场，导致了巨大转型。为了防止巴黎公社之类的社会革命，俾斯麦等政治家认识到社会问题的危险性和社会改革的必要性，促使德国统治机关采取了软硬两手：暴力手段即1878年的反社会主义非常法，怀柔一面即建立社会国家—1881年，德皇威廉一世发布了德国社会政策大宪章，开启了系列的社会立法。
国际劳工组织开始制定了大量的公约和建议书。据此，社会法功能的扩展和嬗变，蕴含着更深层的背景因素：（1）在全能主义乌托邦被经验和逻辑双重证伪，且人类尚不能获得更科学合理的意识形态与制度模式的情况下，须承认、尊重和保护产权，承认基于先天的、后致的禀赋所导致的结果不平等。
以劳资集体谈判为代表的相关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之一，呈现出从分配职能向市场交易职能延伸的逻辑和规律。离开社会法，不仅社会公平正义难以实现，经济效率也是不可能的，社会福利并非经济发展的障碍27因此，社会法职能或功能的扩展，源于资本与社会之间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理，源于社会变迁所产生的新的制度需求，形成了社会法与社会变迁的事实、结果之间相互塑造、相辅相成的关系。由于缺乏有序、有效的集体谈判机制，我国企业内的劳资纠纷多以无序方式展开，其中集体争议案件大幅度上升，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因素。（乙）工作是一种权利及一种社会责任。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获得了雇佣、支配、剥削劳动者的充分自由，自由市场化运动横扫一切，因而出现了资方在雇佣行为、劳动条件领域的寻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在就业年龄、工时、工资、劳动强度、劳动保护等方面，竞相压低成本，过度剥削，导致了多重危害。但是，其社会保障立法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才建立起来。[9] 以美英为例，自由资本主义的理念和制度导致大资本对劳工具有绝对优势，是劳资分配失衡、内需能力不足、产能过剩与大众贫困的主因，贫困成为了国家必须干预的社会问题。（参见：李强．社会分层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66-77.） [17]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政策和立法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扩张和成本转嫁、利益补偿等条件，全球化也是其经济扩张与制度转型的过程。
英国在经济大萧条之后二战之前，大部分社会保险计划都是针对长期的穷人，但战争对所有人的打击和威胁促使社会保险变成普遍性的安排：建立风险共担、普遍保障的社会安全机制，以团结和推动人们努力工作，共度时艰。长期以来，学界多是从宪法学、人权法学角度研究民权运动，而对其社会政策与社会法相关的社会运动性质，缺乏必要的关注。
[6] （一）立足于缓和阶级矛盾、提供初级社会保护职能的第一代社会法 从时空上看，社会法产生于英、德两国，后对欧、美、澳、亚地区产生了示范效应。后者深信经济成长才是最好的福利，经济发展优先，强调国家发展而抑制社会福利支出，主张将经济目标放在首位，认为没有发展就没有福利，通过GDP的扩大实现公共福利，不认为国家对公民的福利富有全面而有力的保证义务，是勉强的福利主义。
从缓和社会矛盾到保护资源，从被迫的让步到理性的妥协，从部分社会成员的理性妥协到国家层面的理性调整，从利益的博弈到权利、伦理的考量，经历了社会运动的过程，具有其展开、发展的逻辑规律。一是利于经济稳定、优质发展，二是生产良好的价值、精神、秩序等非物质财富。有目标、彼岸而缺乏路径、桥梁的制度困境，仍然突出。正是因为它的产生和运行，才使得资本主义制度调整得以实现，混合资本主义得以形成。英、德、法、意、丹麦等欧洲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social security level，缩写SSL）（支出）与GDP的比例在1970年代为20％左右，经济发展速度减慢。西方国家在1990年代中后期，逐渐向社会政策的普遍性原则转向或复归，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社会法的反思，推动了社会福利体系的健全和强化{7}。
这些都促成了社会分配关系的扭曲、失衡与不良分化以及社会法问题的恶化。[14]与此同时，东亚国家的生产主义的社会政策更少损害经济效率，与欧美的再分配主义模式导致的巨大负担形成鲜明对比{21}。
其功能从社会保护领域，扩展到经济关系的构成、运行、调整领域。其三，社会法与市场经济、市场社会的机制问题高度相关，其增设、改进、优化、健全了市场机制。
[18]对于人权，形成了国家责任论、社会责任论和资本责任论。普遍性社会保障开始建立。
[19]经济存在着明显的、严重的持续性失衡问题，根源在于社会方面—社会管理还没有完全从旧体制转变出来，没有建立起适应新型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具体包括城乡二元分割、缺乏相应的利益代表和协调机制、教育行政化和人力资本水平过低、公共卫生和医疗制度落后、文化等第三产业受束缚严重等，认为内容广泛的社会改革将取代狭义的经济改革而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30}。{17}国际公认的社会政策发挥重要作用的阶段，是从二战以后到60年代的20余年间。各种劳工被过度剥削，产生了公开的、隐蔽的反抗。尽管实际的制度绩效是打折扣的，但其目标、策略、路径总体上是可行的。
全面确立了普惠性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成为其支柱。国家通过政策、法律、行政等手段，对经济行为进行干预，初步把现代分配正义理念与自由主义理念并立，自由资本主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至此终结。
据此，社会法如何作为积极的上层建筑要素和重大制度变量，推进中国的社会改革和良性转型，以及中国社会法如何进行基本定位和总体建构的问题，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一方面能够积极参与国际劳工立法、贯彻国际劳工标准体系，参与国际性的社会保护运动。
{2}法、日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法理念和制度深受德国的影响。在区域性国家法中，欧、美、非洲组织的有关宪章是其代表。
这表明：右翼势力须妥协让步，左翼政党须作理性调整、务实转型。[21]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2010年关于检查《工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指出，企业工会干部大多数是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这种情况造成工会干部很难真正代表职工的利益。此应为中国社会法的基本定位和总体安排。 五、结语 社会法的功能嬗变、扩展和代际更替、进化，体现了其从社会保护单一功能模式，到社会保护为主、社会促进为辅的主次功能模式，再到社会保护与社会促进的功能并重模式。
积极争夺生存空间，参与国际竞争。（2）较为有效的民主立法机制，使不同利益集团、阶级的利益能够充分地表达、必要地妥协，就成果分配、资源配置、社会关系调节等问题，形成相应的政策与立法。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政策框架与福利制度框架为社会法奠定了社会性基础，社会立法时代已经到来，社会法也是最困难、最复杂和最具有文化相对性的领域{9}。各代社会法与世界经济政治史中的问题、挑战和制度需求之间，具有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社会法问题和制度调整、社会改革的需求作为根本性因变量，推动着社会法的产生和演化。
（4）直接增加和优化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公平、稳定、互信、和谐、忠诚、团结。1967年的《修订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的议定书》在第9条中进一步完善了社会标准，强调了工作条件应当保证工人及其家属的生存、健康和体面的生活，城乡雇员或工人都有集体谈判和罢工的权利，在生产各部门中建立协商和合作的公正而有效率的制度和程序，适当照顾到保护整个社会的利益，建立社会保险，实行社会救助等。
